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经贸的改革发展成就最为出彩。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外经贸发展历程，系统总结对外经贸发展成就和实践经验，对于当前进一步巩固经贸大国地位，推进经贸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历程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经贸发展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对外经贸事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中国对外经贸实行一边倒政策，并以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援助合作为主。 20世纪50年代，作为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的突破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援助合作，为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使用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等骨干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1951年，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52.9%，1952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都超过70%，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倒逼中国进一步打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渠道。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量急剧下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工作。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被称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 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的改善和中国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恢复发展。1971年中国有计划地开展“以进养出”业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在正式建交前先恢复了贸易关系。这一时期，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明显改善。在对外援助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个成套项目。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经贸焕发新生(1978—2012年) 1.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大幕(1978—1991年) 以兴建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创汇。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提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兴办经济特区的目标，是为了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创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14个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部分政策。1988年4月，中央决定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地区。 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把中国劳动力优势转化成为加工贸易发展优势。 “三来一补”是早期中国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中国还创造性地在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开展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同时，中国开展推进外贸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首先，放松外贸经营权管制。1978年10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后改为进出口公司)，成为第一个工贸结合的试点。其次，推行外贸承包责任制。1988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第三，实行汇率双轨制。国家设立外汇调剂市场，其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 2.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 在从沿海、沿边、沿江，再到内陆中心城市的梯度开放格局基础上，着力打造由开发区、保税区、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内的特殊开放平台体系。1984年以来，中国陆续在沿海12个开放城市及其他城市建立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截至2019年6月共有219家国家级经开区。1990年6月，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后，国务院又陆续批准设立了14个保税区。自1992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有17个。2000年，国务院决定设立出口加工区，首批设立的15个试点出口加工区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1994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重要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这些平台的设立，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的最新载体。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快构建以产业导向为特点的外商投资政策体系。1987年，中国首次颁布《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其目录》。1995年6月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自此，《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成为中国利用外资产业导向的重要政策工具。《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多次修订。这一时期欧美日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如宝洁、摩托罗拉、爱立信、大众汽车、飞利浦、家乐福、德勤、毕马威等)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1993年，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达到275亿美元。之后，中国一直成为世界上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持续深化推进外贸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实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基本建立起了有法可依的对外贸易管理与促进体系。一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对外经贸企业，发展一批国际化、实业化、集团化的综合贸易公司。二是改革进出口管理制度，取消指令性计划，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出口退税制度。设立进出口银行，对出口贸易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服务。三是1994年启动汇率并轨改革，人民币对美元较大幅度贬值。四是实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五是加强对外贸易法制化建设。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并且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到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5097亿美元。1992年加工贸易份额超过一般贸易份额，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工贸易占比一度达到55%。 3.加入WTO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新阶段(2001—2011年) 中国加入WTO并严格履行“入世”承诺，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新阶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作出了贡献。加入WTO，中国较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有力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大大提升了国民的开放意识和规则意识。2000年11月，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外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歧视性待遇，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进入国民待遇阶段。2007年3月，第十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资准入大幅度放开，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跨国公司掀起了对华投资的热潮。2002年来华外资突破500亿美元，2011年突破1200亿美元。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积极推动货物贸易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同时，以服务外包为先导，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积极推动加工贸易向价值链两端跃升，促进转型升级。这一时期，受中国入世红利推动，中国货物贸易高速增长。2006年商务部成立服贸司，负责全国服务贸易促进与协调工作。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加入WTO后，服务贸易成为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 在继续重视“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讲话中，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中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0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把“走出去”战略提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对外投资等“走出去”战略内容写入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2003—2012年对外投资规模从28.5亿美元增长到87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第三大来源地。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经贸步入新征程(2012年至今) 1.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10月1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2013年以来，全国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的作用。2018年，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实际利用外资1073.14亿元，占全国12.12%，实现进出口额3.74万亿元，占全国12.25%，成为外贸和引资新高地。 2.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新时代下的对外贸易发展，必须改变过去大而不强的面貌，走优进优出、高质量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推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这一时期，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和市场采购贸易快速发展。 3.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北京服务业开放试点、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商签CEPA协议等途径加大了服务业开放力度。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同意在天津、上海等15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2018年公布关于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方案，并新增北京和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地区。201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新增青岛等10个城市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进一步发挥示范城市在产业集聚和创新引领中的带动作用。 4.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参与双边、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从以往的被动参与向主动构建转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万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达到87个。中国倡议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二、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成就与贡献 (一)对外经贸发展成就 中国特色对外经贸发展体制基本建立。一是外贸可持续发展体制基本建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根据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变迁，目前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和外贸促进体系。二是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为外资促进、外资保护和外资管理提供了新的法律制度框架。三是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2014年，商务部发布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17年，国务院对《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相关要求，降低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准入门槛。 对外经贸大国地位基本确立。一是稳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195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达4.62万亿美元(见图1)。其中出口2.48万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4493倍，在从1950年到2018年的68年当中，出口年均增长13.2%，货物出口占世界份额由0.89%提升至12.77%(见图2)。二是服务贸易位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在1982年仅47亿美元，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达7918.8亿美元。三是利用外资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是1983年的60倍。四是对外投资合作规模接近甚至超过利用外资规模。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430.4 亿美元(见图3)，已经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投资大国。 对外经贸结构和效益更趋优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内贸与外贸、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全面改革发展创新，对外经贸各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平衡，发展效益持续提升。以货物出口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副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90%以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6.5%。2018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占比下降至5.4%，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提升至94.6%(见表1)。同时，我国已经近十年保持机电产品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地位。从贸易方式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加工贸易崛起推动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迅速扩张。21世纪以来，我国货物贸易方式不断优化，加工贸易占比持续降低。2018年我国加工贸易占货物贸易总额比重已由2000年的48.5%下降至2018年的27.5%(见图4)。 图11950—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图21950—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占世界的份额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图3历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额 全球经贸伙伴关系更趋多元。中国持续实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建立了广泛的贸易伙伴关系网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为恶劣的国际环境，贸易伙伴多为外交关系友好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贸伙伴迅速扩大，目前中国已经几乎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其中欧盟、美国、东盟、日本等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自2004年起，欧盟超过美国连续14年位列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起，东盟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为中国建立更加稳定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提供了制度基础。 表11985—2018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单位：%年份1978199019952000200520072018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53.525.5914.4410.226.445.15.4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46.574.4185.5689.7893.5694.994.6 (二)中国对外经贸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 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引进苏联、东欧等国的技术和设备，为中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做出了贡献，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境外资本有效弥补了中国资金和外汇缺口，带来了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对外贸易作为与投资、消费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统计计算的角度，根据目前更为认可的出口增量分析法，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较多集中在5%～30%区间。加入WTO以来，外贸对GDP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贡献率大多在10%～30%。 吸纳大量就业。根据相关研究(1)参见商务部研究院编写的《迈向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40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年11月。，对外贸易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高达 1.8 亿，每 4 个就业人口中就有 1 个从事与对外经贸相关的工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测算结果看，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为 59.0 人次。其中，每百万一般贸易出口能带来 82.7人次的就业，每百万加工贸易出口能带来 26.5人次的就业。 对税收贡献巨大。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是中国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税收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例如，2007年全国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共7584.8亿元，同比增长24.3%，占当年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6.6%。随着中国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加税税率的不断下调，2017年，中国海关关税实际税率仅为2.48%左右，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和消费税税率实际则为12.18%，全年两税征收额为12784亿元，是2007年的1.7倍，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8.9%。 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示范带动机制、竞争机制、前后向联系机制以及人员流动机制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封闭型产业走向开放型产业体系，迅速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换代。随着产业和技术实力增强，中国企业逐步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投资并购，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输出，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 图41980—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比重 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非必需的日用品都以进口为主。1950年的进口货物中，90%以上是生产工具和必要的工业原料。中央贸易部于1950年年初召开了全国进口会议，专门讨论民用品的进口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从外部输入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优质消费品进口较快增长，对满足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重要消费品进口大国。 (三)中国对外经贸为世界发展作出的贡献 中国外贸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引擎。1978—2017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增量对世界贸易出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3.74%，中国外贸进口额增量对世界贸易进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0.97%。中国市场和中国进口为全球生产商和出口商提供了机遇。2001—2017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扩大了约5倍，年均增长约20%。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巴西、南非等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提升了世界消费者福利。随着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了国际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环节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加工成本优势，部分地消化了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起到了抑制全球通货膨胀、提高贸易伙伴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作用。 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把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目标，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公共产品。为推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创新。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和有关议题讨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三、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对外经贸发展70年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未来进一步巩固经贸大国地位，加快建设经贸强国应遵循的基本方针。 (一)发挥后发优势，向西方学习借鉴，实现跨越式发展 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引进模仿，就可避免重复，少走弯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相比有差距，但也有优势，这一优势就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可通过学习借鉴、引进模仿，迅速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不必重复先进国家走过的每一个台阶。中国举办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发展加工贸易，就是学习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并根据中国国情做了政策创新，实现赶超目标。 低成本比较优势是后发优势的重要内容。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基础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经济理论界曾有过比较激烈的讨论。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吸纳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首次提出要“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后发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即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要素成本、低环境成本。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迅速把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低成本优势是中国利用外资，吸收国际产业转移，迅速切入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最重要的优势。 弥补短板和“缺口”也是利用后发优势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斯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约束时，需要引进外资来填补缺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也主要是“双缺口”思想。随着中国储蓄和外汇双盈余的出现，“双缺口”模型指导吸收外资有明显局限性，“双缺口”模型在国内不断拓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利用外资的“三缺口”模型、“四缺口”模型，即以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弥补“技术缺口”“人才缺口”为主。 (二)构建大市场、大流通、大经贸体系，实现综合统筹协调融合发展 统筹扩大内需与对外贸易，构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统一大市场。主要强调要扩大内需，防止外需的起伏带来国内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部需求的波动对国内经济增长就构成了威胁。因此，1999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重要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但国内需求仍然相对不足，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仍然很大。当前，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促进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实施各业务领域统筹融合发展的大经贸战略。大经贸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促进对外经贸各领域、各环节相互渗透融合，形成对外竞争合作。这一思想实际上强调对外经贸领域各业务版块要统筹协调发展，要避免业务链条上的分割。即要推动吸引外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合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联动融合发展，进而形成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对外经贸体系和生态系统。例如，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十九大提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更为鲜明地强调了对外投资与贸易、生产和服务的联动关系。 积极扩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动态平衡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更加强调进口和出口平衡发展的思想。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努力改善进出口不平衡状况”，2007年提出要“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促进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降低关税、扩大服务业开放、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措施扩大进口，促进出口与进口平衡发展。 (三)发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思想 后发优势与大国综合优势完美结合，成就了中国举世瞩目成就。后发优势为学习借鉴提供了可能，而大国综合优势则是结合实际的创新创造，两者的结合成就了中国。例如，加工贸易是向东亚四小龙学习而来的，创造性地与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低成本优势相结合，采取“散养”的模式，中国加工贸易遍地开花，把加工贸易这一国际分工和贸易方式做到了极致。又如电子商务也并不是中国的发明，中国学习引进这一业态后，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廉价的运输物流成本，使得电子商务这一业态在中国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国。这些领域都是典型的以后发优势起步，利用大国综合优势，实现赶超型发展的成功范例。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制度竞争优势。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战略和政策制定及持续性、连续性，以及在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促进方面，具有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其次，“注重把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2)参见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制度竞争优势。努力构建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提高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 利用好大国市场规模优势和回旋空间大、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邓小平较早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优势，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中国遇到多次外部冲击与挑战，但都利用中国作为经贸大国的独特优势成功化解。当前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大大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更强，更有条件利用大国的市场优势，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价值链和供应链布局完整，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替代中国吸纳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也是中国沉稳应对当前不确定外部环境的底气所在。 (四)创新发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 以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经济合作新优势的思想。2015年2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提出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努力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形成东中西合力、低中高并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创新的发展新格局。习近平阐述了创新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4)《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3页。 提高外贸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后，一些企业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忽略质量问题，质量低下甚至掺假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整体形象。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从中国外贸出口的长远发展出发，提出了对外经贸“以质取胜”战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十分迅速，货物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但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仍相对较低，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面临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压力更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高质量发展思想指引下，中国在对外经贸领域不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积极探索制定对外经贸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政策体系。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2015年，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5)《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99页。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五)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思想，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要开放、要合作、要共赢，不要封闭、不要孤立、不要独占。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讲话中指出：“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 推动区域合作去封闭性，增强开放包容性。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如关税同盟理论，强调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保护贸易的贸易政策。这种“内外有别”的区域封闭性政策背离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形成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而且对域外成员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如TPP受规则主导型合作机制的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机会参与。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是开放式新型泛区域经济合作，不设置门槛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所有接受丝绸之路精神、寻求共同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把开放包容的精神真正落到了实处，从而推动区域一体化理论增强开放包容性。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中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提出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9月4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习近平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尊重合作伙伴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外宣布中国对外援助尊重受援国的自主发展、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场合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要坚持各方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以及其独自选择未来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权利。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将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一。 [1] 石广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和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傅自应.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3]裴长洪.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陈文敬，李钢，李健.振兴之路——中国对外开放30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5]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30年[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6]商务部研究院.迈向贸易强国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对外贸易[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7]商务部研究院.外资助推工业化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利用外资[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8]商务部研究院.“走出去”全球拓展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9]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对外援助[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10]商务部研究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融入多边贸易体系[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经贸的改革发展成就最为出彩。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外经贸发展历程，系统总结对外经贸发展成就和实践经验，对于当前进一步巩固经贸大国地位，推进经贸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历程(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经贸发展阶段(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对外经贸事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中国对外经贸实行一边倒政策，并以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援助合作为主。20世纪50年代，作为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的突破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援助合作，为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使用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等骨干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1951年，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52.9%，1952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都超过70%，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倒逼中国进一步打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渠道。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量急剧下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工作。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被称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的改善和中国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恢复发展。1971年中国有计划地开展“以进养出”业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在正式建交前先恢复了贸易关系。这一时期，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明显改善。在对外援助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个成套项目。(二)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经贸焕发新生(1978—2012年)1.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大幕(1978—1991年)以兴建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创汇。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提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兴办经济特区的目标，是为了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创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14个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部分政策。1988年4月，中央决定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把中国劳动力优势转化成为加工贸易发展优势。 “三来一补”是早期中国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中国还创造性地在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开展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同时，中国开展推进外贸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首先，放松外贸经营权管制。1978年10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后改为进出口公司)，成为第一个工贸结合的试点。其次，推行外贸承包责任制。1988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第三，实行汇率双轨制。国家设立外汇调剂市场，其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2.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在从沿海、沿边、沿江，再到内陆中心城市的梯度开放格局基础上，着力打造由开发区、保税区、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内的特殊开放平台体系。1984年以来，中国陆续在沿海12个开放城市及其他城市建立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截至2019年6月共有219家国家级经开区。1990年6月，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后，国务院又陆续批准设立了14个保税区。自1992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有17个。2000年，国务院决定设立出口加工区，首批设立的15个试点出口加工区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1994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重要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这些平台的设立，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的最新载体。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快构建以产业导向为特点的外商投资政策体系。1987年，中国首次颁布《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其目录》。1995年6月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自此，《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成为中国利用外资产业导向的重要政策工具。《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多次修订。这一时期欧美日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如宝洁、摩托罗拉、爱立信、大众汽车、飞利浦、家乐福、德勤、毕马威等)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1993年，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达到275亿美元。之后，中国一直成为世界上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持续深化推进外贸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实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基本建立起了有法可依的对外贸易管理与促进体系。一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对外经贸企业，发展一批国际化、实业化、集团化的综合贸易公司。二是改革进出口管理制度，取消指令性计划，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出口退税制度。设立进出口银行，对出口贸易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服务。三是1994年启动汇率并轨改革，人民币对美元较大幅度贬值。四是实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五是加强对外贸易法制化建设。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并且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到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5097亿美元。1992年加工贸易份额超过一般贸易份额，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工贸易占比一度达到55%。3.加入WTO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新阶段(2001—2011年)中国加入WTO并严格履行“入世”承诺，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新阶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作出了贡献。加入WTO，中国较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有力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大大提升了国民的开放意识和规则意识。2000年11月，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外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歧视性待遇，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进入国民待遇阶段。2007年3月，第十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资准入大幅度放开，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跨国公司掀起了对华投资的热潮。2002年来华外资突破500亿美元，2011年突破1200亿美元。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积极推动货物贸易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同时，以服务外包为先导，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积极推动加工贸易向价值链两端跃升，促进转型升级。这一时期，受中国入世红利推动，中国货物贸易高速增长。2006年商务部成立服贸司，负责全国服务贸易促进与协调工作。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加入WTO后，服务贸易成为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在继续重视“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讲话中，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中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0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把“走出去”战略提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对外投资等“走出去”战略内容写入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2003—2012年对外投资规模从28.5亿美元增长到87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第三大来源地。(三)新时代中国对外经贸步入新征程(2012年至今)1.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10月1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2013年以来，全国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的作用。2018年，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实际利用外资1073.14亿元，占全国12.12%，实现进出口额3.74万亿元，占全国12.25%，成为外贸和引资新高地。2.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新时代下的对外贸易发展，必须改变过去大而不强的面貌，走优进优出、高质量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推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这一时期，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和市场采购贸易快速发展。3.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北京服务业开放试点、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商签CEPA协议等途径加大了服务业开放力度。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同意在天津、上海等15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2018年公布关于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方案，并新增北京和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地区。201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新增青岛等10个城市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进一步发挥示范城市在产业集聚和创新引领中的带动作用。4.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参与双边、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从以往的被动参与向主动构建转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万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达到87个。中国倡议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二、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成就与贡献(一)对外经贸发展成就中国特色对外经贸发展体制基本建立。一是外贸可持续发展体制基本建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根据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变迁，目前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和外贸促进体系。二是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为外资促进、外资保护和外资管理提供了新的法律制度框架。三是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2014年，商务部发布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17年，国务院对《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的相关要求，降低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准入门槛。对外经贸大国地位基本确立。一是稳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195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达4.62万亿美元(见图1)。其中出口2.48万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4493倍，在从1950年到2018年的68年当中，出口年均增长13.2%，货物出口占世界份额由0.89%提升至12.77%(见图2)。二是服务贸易位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在1982年仅47亿美元，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达7918.8亿美元。三是利用外资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是1983年的60倍。四是对外投资合作规模接近甚至超过利用外资规模。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430.4 亿美元(见图3)，已经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投资大国。对外经贸结构和效益更趋优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内贸与外贸、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全面改革发展创新，对外经贸各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平衡，发展效益持续提升。以货物出口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副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90%以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6.5%。2018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占比下降至5.4%，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提升至94.6%(见表1)。同时，我国已经近十年保持机电产品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地位。从贸易方式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加工贸易崛起推动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迅速扩张。21世纪以来，我国货物贸易方式不断优化，加工贸易占比持续降低。2018年我国加工贸易占货物贸易总额比重已由2000年的48.5%下降至2018年的27.5%(见图4)。图11950—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数据来源：WTO数据库。图21950—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占世界的份额数据来源：WTO数据库。图3历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额资料来源：中国商务数据中心(http://data.mofcom.gov.cn)和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全球经贸伙伴关系更趋多元。中国持续实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建立了广泛的贸易伙伴关系网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为恶劣的国际环境，贸易伙伴多为外交关系友好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贸伙伴迅速扩大，目前中国已经几乎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其中欧盟、美国、东盟、日本等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自2004年起，欧盟超过美国连续14年位列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起，东盟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为中国建立更加稳定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提供了制度基础。表11985—2018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单位：%年份1978199019952000200520072018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53.525.5914.4410.226.445.15.4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46.574.4185.5689.7893.5694.994.6资料来源：中国商务数据中心(http://data.mofcom.gov.cn)。(二)中国对外经贸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引进苏联、东欧等国的技术和设备，为中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做出了贡献，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境外资本有效弥补了中国资金和外汇缺口，带来了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对外贸易作为与投资、消费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统计计算的角度，根据目前更为认可的出口增量分析法，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较多集中在5%～30%区间。加入WTO以来，外贸对GDP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贡献率大多在10%～30%。吸纳大量就业。根据相关研究(1)参见商务部研究院编写的《迈向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40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年11月。，对外贸易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高达 1.8 亿，每 4 个就业人口中就有 1 个从事与对外经贸相关的工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测算结果看，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为 59.0 人次。其中，每百万一般贸易出口能带来 82.7人次的就业，每百万加工贸易出口能带来 26.5人次的就业。对税收贡献巨大。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是中国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税收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例如，2007年全国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共7584.8亿元，同比增长24.3%，占当年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6.6%。随着中国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加税税率的不断下调，2017年，中国海关关税实际税率仅为2.48%左右，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和消费税税率实际则为12.18%，全年两税征收额为12784亿元，是2007年的1.7倍，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8.9%。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示范带动机制、竞争机制、前后向联系机制以及人员流动机制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封闭型产业走向开放型产业体系，迅速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换代。随着产业和技术实力增强，中国企业逐步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投资并购，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输出，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图41980—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比重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中国商务年鉴》。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非必需的日用品都以进口为主。1950年的进口货物中，90%以上是生产工具和必要的工业原料。中央贸易部于1950年年初召开了全国进口会议，专门讨论民用品的进口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从外部输入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优质消费品进口较快增长，对满足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重要消费品进口大国。(三)中国对外经贸为世界发展作出的贡献中国外贸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引擎。1978—2017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增量对世界贸易出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3.74%，中国外贸进口额增量对世界贸易进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0.97%。中国市场和中国进口为全球生产商和出口商提供了机遇。2001—2017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扩大了约5倍，年均增长约20%。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巴西、南非等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提升了世界消费者福利。随着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了国际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环节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加工成本优势，部分地消化了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起到了抑制全球通货膨胀、提高贸易伙伴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作用。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把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目标，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公共产品。为推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创新。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和有关议题讨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三、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国对外经贸发展70年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未来进一步巩固经贸大国地位，加快建设经贸强国应遵循的基本方针。(一)发挥后发优势，向西方学习借鉴，实现跨越式发展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引进模仿，就可避免重复，少走弯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相比有差距，但也有优势，这一优势就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可通过学习借鉴、引进模仿，迅速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不必重复先进国家走过的每一个台阶。中国举办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发展加工贸易，就是学习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并根据中国国情做了政策创新，实现赶超目标。低成本比较优势是后发优势的重要内容。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基础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经济理论界曾有过比较激烈的讨论。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吸纳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首次提出要“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后发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即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要素成本、低环境成本。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迅速把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低成本优势是中国利用外资，吸收国际产业转移，迅速切入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最重要的优势。弥补短板和“缺口”也是利用后发优势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斯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约束时，需要引进外资来填补缺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也主要是“双缺口”思想。随着中国储蓄和外汇双盈余的出现，“双缺口”模型指导吸收外资有明显局限性，“双缺口”模型在国内不断拓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利用外资的“三缺口”模型、“四缺口”模型，即以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弥补“技术缺口”“人才缺口”为主。(二)构建大市场、大流通、大经贸体系，实现综合统筹协调融合发展统筹扩大内需与对外贸易，构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统一大市场。主要强调要扩大内需，防止外需的起伏带来国内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部需求的波动对国内经济增长就构成了威胁。因此，1999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重要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但国内需求仍然相对不足，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仍然很大。当前，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促进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实施各业务领域统筹融合发展的大经贸战略。大经贸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促进对外经贸各领域、各环节相互渗透融合，形成对外竞争合作。这一思想实际上强调对外经贸领域各业务版块要统筹协调发展，要避免业务链条上的分割。即要推动吸引外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合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联动融合发展，进而形成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对外经贸体系和生态系统。例如，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十九大提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更为鲜明地强调了对外投资与贸易、生产和服务的联动关系。积极扩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动态平衡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更加强调进口和出口平衡发展的思想。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努力改善进出口不平衡状况”，2007年提出要“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促进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降低关税、扩大服务业开放、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措施扩大进口，促进出口与进口平衡发展。(三)发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思想后发优势与大国综合优势完美结合，成就了中国举世瞩目成就。后发优势为学习借鉴提供了可能，而大国综合优势则是结合实际的创新创造，两者的结合成就了中国。例如，加工贸易是向东亚四小龙学习而来的，创造性地与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低成本优势相结合，采取“散养”的模式，中国加工贸易遍地开花，把加工贸易这一国际分工和贸易方式做到了极致。又如电子商务也并不是中国的发明，中国学习引进这一业态后，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廉价的运输物流成本，使得电子商务这一业态在中国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国。这些领域都是典型的以后发优势起步，利用大国综合优势，实现赶超型发展的成功范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制度竞争优势。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战略和政策制定及持续性、连续性，以及在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促进方面，具有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其次，“注重把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2)参见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制度竞争优势。努力构建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提高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利用好大国市场规模优势和回旋空间大、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邓小平较早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优势，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中国遇到多次外部冲击与挑战，但都利用中国作为经贸大国的独特优势成功化解。当前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大大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更强，更有条件利用大国的市场优势，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价值链和供应链布局完整，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替代中国吸纳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也是中国沉稳应对当前不确定外部环境的底气所在。(四)创新发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以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经济合作新优势的思想。2015年2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提出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努力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形成东中西合力、低中高并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创新的发展新格局。习近平阐述了创新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4)《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3页。提高外贸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后，一些企业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忽略质量问题，质量低下甚至掺假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整体形象。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从中国外贸出口的长远发展出发，提出了对外经贸“以质取胜”战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十分迅速，货物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但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仍相对较低，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面临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压力更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高质量发展思想指引下，中国在对外经贸领域不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积极探索制定对外经贸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政策体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2015年，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5)《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99页。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五)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思想，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开放、要合作、要共赢，不要封闭、不要孤立、不要独占。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讲话中指出：“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推动区域合作去封闭性，增强开放包容性。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如关税同盟理论，强调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保护贸易的贸易政策。这种“内外有别”的区域封闭性政策背离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形成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而且对域外成员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如TPP受规则主导型合作机制的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机会参与。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是开放式新型泛区域经济合作，不设置门槛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所有接受丝绸之路精神、寻求共同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把开放包容的精神真正落到了实处，从而推动区域一体化理论增强开放包容性。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中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提出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9月4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习近平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合作伙伴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外宣布中国对外援助尊重受援国的自主发展、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场合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要坚持各方平等互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以及其独自选择未来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权利。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将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一。参考文献[1] 石广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和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傅自应.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3]裴长洪.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陈文敬，李钢，李健.振兴之路——中国对外开放30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5]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30年[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6]商务部研究院.迈向贸易强国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对外贸易[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7]商务部研究院.外资助推工业化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利用外资[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8]商务部研究院.“走出去”全球拓展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9]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对外援助[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10]商务部研究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路——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融入多边贸易体系[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

文章来源：山东对外经贸 网址: http://sddwjm.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0697.shtml

上一篇： 壮丽70年外经外贸历史性跨越
下一篇： 经济体制改革论文_构建双边和多边合作协作关系才能让世界经贸早日回归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