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1887—1966），字馥荪，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江浙财团的核心成员。早年曾留学日本攻读银行学，参加过同盟会，后历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及董事长、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监事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主席等职，创办了杭州电力公司、鼎鑫纱厂、中国工业投资公司等企业。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目前学界的研究远未成熟，仅有极为有限的论著发表，且多为传记类短文，而甚少有论著专门探讨他在民国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较为丰富的经济思想①目前仅有章金萍的论文《民国时期银行家李铭的金融思想探析》（2012）和著作《民国银行家李铭金融思想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以及吴瑕的硕士学位论文《李铭银行思想与实践研究》（2011），从金融层面论及了李铭的经济思想。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这三种论著在史料、观点及论证上都存在不足和缺憾，于是就给学术界进一步研讨李铭的经济思想留下了空间和余地。。故笔者拟根据李铭留下来的著述言论，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对李铭的经济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和研讨。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径 民国时期的中国仍处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当时各行各业的志士仁人都想方设法思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路途、方法与策略。如何效仿西方国家走上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则是当时学术界、企业界和政界人士不约而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课题。为此，从民国早期到民国中后期，还发生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多次争论，并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形成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思想共识和热潮。从有关史料看，作为银行家的李铭虽未直接参与民国时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向的思想争论，但他实际上是高度关注这一争论的进展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景的。而他公开发表的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径的言论则表明，他的思想观点与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民国主流经济学者罗敦伟、马寅初、张培刚等人的工业化理论存在相同之处。 1934年11月，李铭在《国际形势与中国出路》中[1]1-3指出，在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很难诉求“国际合作”援助中国发展的情势下，要为中华民族争生存，“尤须权衡轻重”地“自力自救”，“本此意义，则立国大本，应以重农为归趋”。他分析说，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所受冲击“较为和缓”，原因之一是“以农立国，经济基础散布农村，未尝集中都市，使恐慌怒潮失其侵袭之焦点”，然而即便如此，要使农村经济避免凋敝进而扭转全国经济的衰退，仍有赖于国家实行“重农政策”，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农业。他还据此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工业化策略： 第一步务使主要农产物米麦棉三者，足以自给其衣食；第二步能输出其所余，以减少入超。能如此，则农村经济与其购买力自然恢复，内地金融之枯竭，都市之不景气，亦自然消失。乃以（农村）恢复所得之财力从事工业，则其势较顺，其事亦较易也。 究其本质，这显然是一种要求优先发展农业进而带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先农后工”的工业化策略。而李铭之所以提出这一策略，并不是他不懂得工业的重要意义，而是确实如他所自陈的那样：“吾非以工业为不足重，惟力既不能兼顾，则不如先其所急耳。”[1]3 值得注意的是，李铭与民国时期著名的以工立国派学者罗敦伟一样，都强调中国应当优先发展农业，但是后者还认为应当在实行国家干预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下，“尽可多用力量”重点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因为在他看来重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比农业、轻工业更为重要[2]138-140。与罗敦伟的观点略有不同的是，李铭在强调优先发展农业的同时，并没有提出要重点发展重工业，也没有特别强调要依靠统制经济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尽管他希望实行的“重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含有要求国家干预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政策的意蕴。而且，就中国轻、重工业的发展次序来看，他实际上始终期望国民政府能够以一种立足既有产业结构基础、顺其自然的产业政策来优先发展轻工业，进而引发重工业。 显然，此时李铭已非常明确地为抗战后中国经济建设勾勒出了“农业→交通、商贸→轻工业→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而其论据则是对于中国作为传统的大陆性农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历史和贫困现状的把握，也借鉴了美国这样的西方大陆性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产业政策经验和范式。至于其言论中所提到的“日用品工业”“现有受战争破坏的工业”，均是指能够满足民众日常生活需要且在中国已有一定成就的轻工业。若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李铭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勾勒出的“农业→交通、商贸→轻工业→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则可发现此路径似乎与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时农工并重派代表人物马寅初的工业化理论若合符节，而与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稍有不同。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在该学科形成的历程中，除了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作过重要贡献外，以马寅初为代表的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及参与过民国经济发展路向论争的其他学者，也共同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参加过国内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的论战、后来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张培刚在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更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创之作。马寅初在民国时期以农立国派与以工立国派的思想论战中是以调和两派论争的农工并重派的学者角色登场的。他的工业化理论中有一项具有系统论特色的重要内容，就是力主按照“工农并重”、振兴农业以及优先发展轻工业和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的工业化策略的内在要求，来突出重点、协调有序地推进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1947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把这样的工业化策略概括为“农工配合”“集中力量”的八字方针[3]133-138。以此检视李铭在1934年提出的“三步走”的工业化策略，以及他在1946年明确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勾勒的“农业→交通、商贸→轻工业→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则可发现其中也闪现着发展经济学赖以形成的理论底蕴与光辉。如果把李铭提出的工业化策略及路径与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相比较，则可看出张氏虽然和李铭一样强调农业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但他似乎更偏爱强调工业特别是“资本品工业”在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先导地位与带动作用[4]432-435。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而根据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支持和保障力度的强弱，一般可将其分为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类型。民国中后期，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西方干预主义经济学说、民族经济发展需要、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刺激，中国经济学界一再出现是否实行国家干预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政策的热烈论争，并为抗日战争前后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干预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和法令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统制经济”政策之所以成为民国中后期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许多学者试图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英、美、德、日、苏联等工业化国家经济制度的优点，来创立一种能够妥善处置政府和市场、国营和民营关系的最优制度模式以保障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愿望。 李铭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没有对中国是否要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作过十分明确的表态，但是梳理他留下来的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模式的言论资料又会发现，他曾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和资本家利益的高度关切，通过考察和把握近代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出现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与潮流，再三要求国民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举措和法制化手段来保护、支持与扶助本国生产事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从本质上来看，这些要求与马寅初、何廉等参与统制经济问题论争的民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国应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实行国营、民营“分工合作，同时进行”的混合经济制度[5]262的主张存在相通之处。 1932年9月，李铭在一篇题为《回到繁荣之路》的演讲词中曾提出两项涉及如何处置政府和市场、国营和民营关系的重要经济政策建议，也就是既“要求在立法方面树立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又“要有适合国内工商业和社会情形的税则”。 李铭提出这两项建议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和强调国民政府应当用法制化手段坚决保障中国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安全与私营企业权益，而避免用行政指令随意处置私人产业以获取经济收益和培植国营经济，也要抵挡住列强施加的外交压力，采用更加彻底、有力的关税自主和关税保护政策来扶持国内工商业发展，减缓列强转嫁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冲击和伤害。应当说，这样的建议既具有希望国家干预和支持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的政策特征，更具有尊崇私人产权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意蕴，其中强调要用立法机制约束土地征用、限制大产业私营、调和劳资纠纷等国家干预行为的政策呼吁更是特别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换言之，这两项建议既体现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理念，更具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只能是适度干预的法治化市场经济思想的特质。而李铭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维护中国资本家利益和民族经济发展的阶级立场与爱国立场，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政府当时确曾采用行政手段随意侵夺私人资本家和私营企业的产权。如1927年至1929年，国民政府就接管了商办长兴煤矿、商办武进震华电厂和无锡耀明电厂，并拒不理会原股东索还企业产权的请求。1934年，国民政府还调查无锡荣家申新纱厂资产，并给予低价估值，当时报载亦“屡有政府将申新等厂收归国营之说”，只是最终因纱厂同业一致抗议而作罢[6]109-111。与此同时，面对列强利用高额关税壁垒和货币贬值转嫁经济危机的行为，国民政府虽然经过外交谈判宣布恢复了关税自主，并先后在1929年2月和1931年1月实施了两次海关税则，但因新关税条约中保留最惠国待遇条款，加上日本故意阻挠，是以这两次海关税则规定的进口税率与级差都不够高①1929年与1931年税则将进口税率分别确定为5%至27.5%共七级和5%至50%共12级。其实施当年竞争性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仅为9%和14.4%。[6]34，并不能强有力地保护国内市场和工商业发展。由此可知，李铭的建议的确具有针对现实问题融合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政策的特质。而此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在1934年他出国考察欧美经济后所发表的相关言论中。 1934年，欧美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而中国的经济危机却日趋严重，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李铭受财政部委派赴欧美考察经济和货币制度，以便为制订有关经济政策和改革举措提供参考。同年11月，李铭回国后一方面呼吁政府当局效仿欧美国家采用各种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挽救国家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对长期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英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大加赞赏，认为英国在欧洲各国中经济恢复情况最好，同时对纳粹德国的经济恢复及集权统制政策也表示肯定。他指出：“欧美各国，对于经济之统制，贸易之管理，以努力谋各国一致之步调。因各国为谋本国经济之稳固及民力之充裕，政府均相继以有计划之政策，促进国内工商业之发展，均已有相当成效。故我国亦亟应早日注意及此。我国为历来贸易大量入超之国家，值此各国步调一致努力经济统制之时，我国若不加以预防，及急起谋国民经济之培养，势颇危殆焉。”[1]1又说：“此次所得印象，觉欧洲经济……英国方面现象为最好，其国民经济力，不但已能恢复元气，且有超越战前状态之趋势，德国方面，虽尚未有如理想中之发展，但由于民众有组织有训练及国家权力之统一与强化，亦在向力谋经济基础巩固之途急进。”[7]2 李铭在这里提到的“经济之统制”“贸易之管理”“有计划之政策”均是指欧美各国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所采取的干预主义应对之策，所谓“民众有组织有训练及国家权力之统一与强化”，从经济角度看是指纳粹德国实行的仍保留私有制的法西斯集权统制的经济政策。所谓英国“殖民地政策向主宽容，殖民地贸易他国尚能分得杯羹”，是指英国曾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至于英国为摆脱经济危机而转变政策“排挤他国势力于大不列颠帝国之外”，则是指其改行了保护贸易政策。而他高度肯定的英国稳健的“金融制度”，应是指英国当时拥有一个以英格兰银行为神经中枢的集权型的先进银行制度，使其能够实行合适稳健的金融政策来抵消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至于英国实行的所谓“和易平淡之稳健政策”，则是指它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币制的同时设立平衡汇兑基金来稳定纸质英镑的价值，“不令过低，亦不令过高”，并保留黄金自由市场供外国随时赎买货币汇兑基金，自由运出[8]140。 需要指出的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虽然实行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多种反危机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有一个不同于当时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别之处：仍然尊重并保留私有制，且在不同限度内维持着市场调节经济资源的机制，而苏联则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推行以政府计划替代市场调节的基本经济政策。而从李铭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对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英国反危机政策及其成效赞不绝口，对德国保留私有制的法西斯集权统制经济政策及其成效也给予肯定，而对同时期在苏联推行并取得工业化显著成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却只字不提。这就与谷春帆、马寅初、何廉等民国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结合国情，吸收苏联计划经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德日法西斯统制经济等“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的调和折中态度[4]14形成了一定的对比，也说明他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和江浙财团的核心成员，似乎要比同时期也主张维护私有制和私营企业权益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具有更加鲜明的市场经济思想取向。换言之，李铭在中国遭遇世界经济危机侵袭的严峻形势下，固然很希望国民政府能够采取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来应对国内经济衰退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但是又不主张政府过度干预，从而破坏国内民营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私有产权和市场调节的根本制度保障。 三、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开放经济。有市场经济思想取向的人一般都主张对外开放，而不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杜绝和国外的经济贸易及资金、技术交流与合作。在中国近代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要想回到鸦片战争之前闭关锁国的老路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痴人呓语。所以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在主张振兴民族工商业以抵御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同时，也主张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前提下开展对外经贸交往及合作，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李铭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不但主张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同西方列强开展经贸往来与合作，还对如何处理国内与海外华侨的经贸往来以及“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提出了颇具特色的观点、见解。 首先，李铭主张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同西方列强开展经贸交往与合作，尤其强调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1932年，他在题为《回到繁荣之路》的演讲词中指出，要使中国“经济回复繁荣”，就离不开国际合作，而所谓国际合作，在消极方面就是“政治侵略的停止”。他强调说，中国人欢迎“和平互利的贸易和投资”，外国人“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得到和中国通商的利益”，否则一定两败俱伤，因为“一个已经有了五千年的文化和相当的国家思想，而人口数量达四万万五千万之巨的伟大民族，决计不是任何的武力所能征服的”。然后，他又话锋一转说，西方“列强在消极方面放弃侵略政策”是不够的，还要在积极方面将过剩的生产工具和工业原料“运到中国来投资”开发产业。因为这样既可使中国众多失业者得到工作，增加中国的购买力，又可让列强卖出商品，让其失业的熟练工人来中国做技术指导，从而缓和其经济恐慌。显然，这番论述体现了李铭要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西方列强开展经贸合作与往来的乐观愿望及期待。1946年4月，他在记者采访时又呼吁说：“应欢迎外国人合作，资金与技术均须合作。资金的合作较之技术合作犹为其次。企业端赖人才，我们必须请得外国的技术人才，并由此获得其最新的技术成就。在合作之中，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9]17这实质上是强调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与产业升级。 其次，李铭秉持互助互利、和衷共济的理念对处理国内与海外华侨的经贸往来提出了独到观点。与海外华侨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是中国近代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一环，然而可能是国势倾颓久矣的缘故，近代国内人士大多习惯于向海外华侨寻求经济奥援，而很少想到当海外华侨遇到经济危难时是否也应当给予其援助。李铭作为著名的银行家，眼光与众不同。1932年秋，他在访问南洋目睹侨胞遭遇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困境后明确指出，国内也应帮助南洋华侨渡过经济危局。他认为华侨的经济奥援对中国极为重要，因为国内的外贸入超、灾荒赈济甚至抗日军事都在靠海外华侨汇寄巨款加以弥补和支援，所以国内经济要发展，理当与侨胞进行资本及人才合作。怎么合作呢？他以南洋华侨为例给出了三条办法：一是国内银行不要去南洋和华侨银行进行无谓竞争[10]12-13；二是资助华侨事业渡过难关；三是帮助南洋华侨推销橡胶等产品[11]17。在当时国内经济发展也愈益困难的情况下，这三条办法的后两条如果见诸实行必将引来一片质疑声。为此，他特地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国人每遭事变辄向华侨为将伯之呼，而于华侨目下之经济恐慌乃加以歧视，讵不矛盾？”。二是国内各界如能对暂遇难关的南洋华侨“加以一臂之助”，则将来华侨对祖国的回报就可能远超从前。三是国内银行家与其投资经营房地产及外国证券，不如改变眼光投资南洋华侨事业，“以收内外合作之功”[10]13。这实际上是主张按照内外一体、互助互利、和衷共济的原则来处理国内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经济之间的关系。 再次，李铭还对如何处理“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提出了颇具特色的见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所以，中国在“二战”后盟国对日和约的缔结问题上具有理所当然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对该和约中涉及的日本赔偿与外贸问题也有理所当然的发言权和裁量权。李铭是坚定的爱国者，是以他在1947年曾撰文对事关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日本赔偿及外贸问题进行了具有经济民族主义立场的细致分析和讨论[12]1-7。他认为，中国应以“借日本赔偿以建设我国工业化之基础”为根本原则来处理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也就是说，要分三步行事：一是要制订工业建设计划，“就日本原有设备，要求陆续拆迁，其为日本原有设备所无者，亦可使日本制造以应我国之求”，而对日本“陈旧不合用之赔偿物资”则不予接受。二是即使《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应以货物履行赔偿之义务”，中国仍可援引历史先例对日本提出现金赔偿要求。三是中国应自主限定日本支付战争赔偿后所能保持的工业水准，而不能同意美国的“鲍莱计划”，因为该计划“系为美国利益计”而将日本工业水准保持在1930至1934年间，如此则战败的日本仍足以威胁中国安全。他还指出，对于将来终究会摆脱盟国管制而恢复开放的日本对外贸易，中国不能只靠保护贸易手段来加以消极抑制，而应当通过提高工业水准从根本上来与日本竞争。不言而喻，李铭讨论日本战后赔偿与外贸问题的主要着眼点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相对说来，他对于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无疑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他对于日本外贸问题的分析则隐含着自由贸易的思想倾向。 四、李铭经济发展思想的主旨、特征及成因 综上所述，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在民国中后期中国遭逢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等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和破坏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其主旨是希望借助一种始发于农业和轻工业的自然演化、循序渐进的工业化路径，依靠市场调节和民营企业为主导、政府干预和国营企业为补充的理想化的经济政策模式，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和繁荣，最终使得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家成功蜕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达国家。而对于在这一发展和蜕变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与技术瓶颈，则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来加以解决。 如果联系民国中后期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向、经济制度、工业化路径等热点问题展开的学术研讨和争鸣[4]12-18来分析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则不难发现，它不啻是从一个著名银行家的视角为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某种耐人寻味的注脚。换言之，若从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起源角度来考察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和共性。具体说，就是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和民国时期主流经济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存在一些相同点，即都重视和强调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的基础地位及重要作用；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种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和民间经营相结合的理想主义的经济制度框架，以促使中国经济沿着工业化的预期路径向前迈进；都主张对外开放，通过利用外资来解决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的资金匮乏问题。同时，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也具有个人思虑的个性化特征，譬如他提出的工业化策略和路径具有循序渐进、自然演化的特点；他格外推崇市场经济及民营企业的作用，在对外经贸上则主张国内也要帮助海外华侨渡过经济危局，且力主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工业化需要向日本索要其必须支付的战争赔偿。 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之所以兼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和个人思虑的个性化特征，归根结底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这是因为李铭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对于近代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家的基本国情有着精准的认识和把握，迫切希望找到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来帮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从古老贫穷的东方农业大国顺利转型为独立富强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其次，这是由他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利益诉求决定的。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具有维护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制度的强烈意愿，而健全的银行制度则是市场经济孕育和发展的必然成果与体现，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与发展。正因为此，作为银行家的李铭在谈论经济发展问题时才流露出比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还要强烈的市场经济思想取向，才在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时依然强调只能采用国家适度干预的法治化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并对国民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侵夺私人财产和私营企业权益的行为提出批评。再次，这和李铭“处事和平，接人周到”的人格特质有内在关联。李铭的好友张嘉璈曾指出，李铭的人格特质之一是“处事和平，接人周到”[13]48。显然，具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人一般不会主张与民争利，而会要求藏富于民，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正因为具有这种人格特质，李铭才会提出具有循序渐进、自然演化特点的工业化策略和路径，才会格外推崇市场经济及民营企业的作用，才会主张国内也应当协助海外华侨渡过经济难关。另外，这也和李铭留学日本及赴欧美考察、生活的经历有关。李铭年轻时曾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学习之余还曾到横滨正金银行实习。这一留学和实习经历既使他掌握了近代银行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流程，又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工业文明有了初步认知。1934年，已成为上海银行界领袖的他曾赴欧美考察游历数月。1941年，受官方委托留守上海租界协助维持金融市场的他，又因生命安全受到日伪威胁而避居美国长达五年之久。这两段在欧美考察、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西方特别是英美两国的经济制度模式和工业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与感悟，也促使他提出了“三步走”的工业化策略及具有市场化和民营化思想取向的经济政策建议。 [1] 李馥荪.国际形势与中国出路[J].银行周报，1934（48）. [2] 罗敦伟.中国统制经济论[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3] 蔡志新.浙江近代经济思想史论：以绍兴为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叶世昌，等.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5]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6]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 李馥荪.欧洲经济的现阶段——李馥荪谈考察感想[J].绸缪月刊，1934（3）. [8] 马寅初.通货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 杨培新.李馥荪先生访问记[J].银行通讯，1946（新6号）. [10] 李馥荪.南洋侨胞之现况与吾人应有之努力[J].银行周报，1932（46）. [11] 李馥荪.南洋旅行见闻[J].时兆月报，1933（2）. [12] 李馥荪.对日和约问题之管见[J].银行周报，1947（40）. [13] 姚崧龄.张公权与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结识及彼此合作经过[J].台湾传记文学，1977（2）. 李铭（1887—1966），字馥荪，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江浙财团的核心成员。早年曾留学日本攻读银行学，参加过同盟会，后历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及董事长、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监事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主席等职，创办了杭州电力公司、鼎鑫纱厂、中国工业投资公司等企业。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目前学界的研究远未成熟，仅有极为有限的论著发表，且多为传记类短文，而甚少有论著专门探讨他在民国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较为丰富的经济思想①目前仅有章金萍的论文《民国时期银行家李铭的金融思想探析》（2012）和著作《民国银行家李铭金融思想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以及吴瑕的硕士学位论文《李铭银行思想与实践研究》（2011），从金融层面论及了李铭的经济思想。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这三种论著在史料、观点及论证上都存在不足和缺憾，于是就给学术界进一步研讨李铭的经济思想留下了空间和余地。。故笔者拟根据李铭留下来的著述言论，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对李铭的经济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和研讨。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径民国时期的中国仍处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当时各行各业的志士仁人都想方设法思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路途、方法与策略。如何效仿西方国家走上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则是当时学术界、企业界和政界人士不约而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课题。为此，从民国早期到民国中后期，还发生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多次争论，并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形成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思想共识和热潮。从有关史料看，作为银行家的李铭虽未直接参与民国时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向的思想争论，但他实际上是高度关注这一争论的进展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景的。而他公开发表的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径的言论则表明，他的思想观点与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民国主流经济学者罗敦伟、马寅初、张培刚等人的工业化理论存在相同之处。1934年11月，李铭在《国际形势与中国出路》中[1]1-3指出，在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很难诉求“国际合作”援助中国发展的情势下，要为中华民族争生存，“尤须权衡轻重”地“自力自救”，“本此意义，则立国大本，应以重农为归趋”。他分析说，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所受冲击“较为和缓”，原因之一是“以农立国，经济基础散布农村，未尝集中都市，使恐慌怒潮失其侵袭之焦点”，然而即便如此，要使农村经济避免凋敝进而扭转全国经济的衰退，仍有赖于国家实行“重农政策”，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农业。他还据此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工业化策略：第一步务使主要农产物米麦棉三者，足以自给其衣食；第二步能输出其所余，以减少入超。能如此，则农村经济与其购买力自然恢复，内地金融之枯竭，都市之不景气，亦自然消失。乃以（农村）恢复所得之财力从事工业，则其势较顺，其事亦较易也。究其本质，这显然是一种要求优先发展农业进而带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先农后工”的工业化策略。而李铭之所以提出这一策略，并不是他不懂得工业的重要意义，而是确实如他所自陈的那样：“吾非以工业为不足重，惟力既不能兼顾，则不如先其所急耳。”[1]3值得注意的是，李铭与民国时期著名的以工立国派学者罗敦伟一样，都强调中国应当优先发展农业，但是后者还认为应当在实行国家干预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下，“尽可多用力量”重点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因为在他看来重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比农业、轻工业更为重要[2]138-140。与罗敦伟的观点略有不同的是，李铭在强调优先发展农业的同时，并没有提出要重点发展重工业，也没有特别强调要依靠统制经济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尽管他希望实行的“重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含有要求国家干预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政策的意蕴。而且，就中国轻、重工业的发展次序来看，他实际上始终期望国民政府能够以一种立足既有产业结构基础、顺其自然的产业政策来优先发展轻工业，进而引发重工业。显然，此时李铭已非常明确地为抗战后中国经济建设勾勒出了“农业→交通、商贸→轻工业→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而其论据则是对于中国作为传统的大陆性农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历史和贫困现状的把握，也借鉴了美国这样的西方大陆性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产业政策经验和范式。至于其言论中所提到的“日用品工业”“现有受战争破坏的工业”，均是指能够满足民众日常生活需要且在中国已有一定成就的轻工业。若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李铭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勾勒出的“农业→交通、商贸→轻工业→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则可发现此路径似乎与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时农工并重派代表人物马寅初的工业化理论若合符节，而与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稍有不同。发展经济学是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在该学科形成的历程中，除了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作过重要贡献外，以马寅初为代表的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及参与过民国经济发展路向论争的其他学者，也共同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参加过国内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的论战、后来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张培刚在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更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创之作。马寅初在民国时期以农立国派与以工立国派的思想论战中是以调和两派论争的农工并重派的学者角色登场的。他的工业化理论中有一项具有系统论特色的重要内容，就是力主按照“工农并重”、振兴农业以及优先发展轻工业和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的工业化策略的内在要求，来突出重点、协调有序地推进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1947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把这样的工业化策略概括为“农工配合”“集中力量”的八字方针[3]133-138。以此检视李铭在1934年提出的“三步走”的工业化策略，以及他在1946年明确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勾勒的“农业→交通、商贸→轻工业→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则可发现其中也闪现着发展经济学赖以形成的理论底蕴与光辉。如果把李铭提出的工业化策略及路径与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相比较，则可看出张氏虽然和李铭一样强调农业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但他似乎更偏爱强调工业特别是“资本品工业”在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先导地位与带动作用[4]432-435。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而根据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支持和保障力度的强弱，一般可将其分为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类型。民国中后期，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西方干预主义经济学说、民族经济发展需要、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刺激，中国经济学界一再出现是否实行国家干预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政策的热烈论争，并为抗日战争前后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干预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和法令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统制经济”政策之所以成为民国中后期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许多学者试图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英、美、德、日、苏联等工业化国家经济制度的优点，来创立一种能够妥善处置政府和市场、国营和民营关系的最优制度模式以保障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愿望。李铭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没有对中国是否要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作过十分明确的表态，但是梳理他留下来的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模式的言论资料又会发现，他曾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和资本家利益的高度关切，通过考察和把握近代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出现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与潮流，再三要求国民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举措和法制化手段来保护、支持与扶助本国生产事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从本质上来看，这些要求与马寅初、何廉等参与统制经济问题论争的民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国应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实行国营、民营“分工合作，同时进行”的混合经济制度[5]262的主张存在相通之处。1932年9月，李铭在一篇题为《回到繁荣之路》的演讲词中曾提出两项涉及如何处置政府和市场、国营和民营关系的重要经济政策建议，也就是既“要求在立法方面树立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又“要有适合国内工商业和社会情形的税则”。李铭提出这两项建议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和强调国民政府应当用法制化手段坚决保障中国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安全与私营企业权益，而避免用行政指令随意处置私人产业以获取经济收益和培植国营经济，也要抵挡住列强施加的外交压力，采用更加彻底、有力的关税自主和关税保护政策来扶持国内工商业发展，减缓列强转嫁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冲击和伤害。应当说，这样的建议既具有希望国家干预和支持产业发展的统制经济的政策特征，更具有尊崇私人产权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意蕴，其中强调要用立法机制约束土地征用、限制大产业私营、调和劳资纠纷等国家干预行为的政策呼吁更是特别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换言之，这两项建议既体现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理念，更具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只能是适度干预的法治化市场经济思想的特质。而李铭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维护中国资本家利益和民族经济发展的阶级立场与爱国立场，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政府当时确曾采用行政手段随意侵夺私人资本家和私营企业的产权。如1927年至1929年，国民政府就接管了商办长兴煤矿、商办武进震华电厂和无锡耀明电厂，并拒不理会原股东索还企业产权的请求。1934年，国民政府还调查无锡荣家申新纱厂资产，并给予低价估值，当时报载亦“屡有政府将申新等厂收归国营之说”，只是最终因纱厂同业一致抗议而作罢[6]109-111。与此同时，面对列强利用高额关税壁垒和货币贬值转嫁经济危机的行为，国民政府虽然经过外交谈判宣布恢复了关税自主，并先后在1929年2月和1931年1月实施了两次海关税则，但因新关税条约中保留最惠国待遇条款，加上日本故意阻挠，是以这两次海关税则规定的进口税率与级差都不够高①1929年与1931年税则将进口税率分别确定为5%至27.5%共七级和5%至50%共12级。其实施当年竞争性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仅为9%和14.4%。[6]34，并不能强有力地保护国内市场和工商业发展。由此可知，李铭的建议的确具有针对现实问题融合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政策的特质。而此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在1934年他出国考察欧美经济后所发表的相关言论中。1934年，欧美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而中国的经济危机却日趋严重，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李铭受财政部委派赴欧美考察经济和货币制度，以便为制订有关经济政策和改革举措提供参考。同年11月，李铭回国后一方面呼吁政府当局效仿欧美国家采用各种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挽救国家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对长期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英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大加赞赏，认为英国在欧洲各国中经济恢复情况最好，同时对纳粹德国的经济恢复及集权统制政策也表示肯定。他指出：“欧美各国，对于经济之统制，贸易之管理，以努力谋各国一致之步调。因各国为谋本国经济之稳固及民力之充裕，政府均相继以有计划之政策，促进国内工商业之发展，均已有相当成效。故我国亦亟应早日注意及此。我国为历来贸易大量入超之国家，值此各国步调一致努力经济统制之时，我国若不加以预防，及急起谋国民经济之培养，势颇危殆焉。”[1]1又说：“此次所得印象，觉欧洲经济……英国方面现象为最好，其国民经济力，不但已能恢复元气，且有超越战前状态之趋势，德国方面，虽尚未有如理想中之发展，但由于民众有组织有训练及国家权力之统一与强化，亦在向力谋经济基础巩固之途急进。”[7]2李铭在这里提到的“经济之统制”“贸易之管理”“有计划之政策”均是指欧美各国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所采取的干预主义应对之策，所谓“民众有组织有训练及国家权力之统一与强化”，从经济角度看是指纳粹德国实行的仍保留私有制的法西斯集权统制的经济政策。所谓英国“殖民地政策向主宽容，殖民地贸易他国尚能分得杯羹”，是指英国曾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至于英国为摆脱经济危机而转变政策“排挤他国势力于大不列颠帝国之外”，则是指其改行了保护贸易政策。而他高度肯定的英国稳健的“金融制度”，应是指英国当时拥有一个以英格兰银行为神经中枢的集权型的先进银行制度，使其能够实行合适稳健的金融政策来抵消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至于英国实行的所谓“和易平淡之稳健政策”，则是指它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币制的同时设立平衡汇兑基金来稳定纸质英镑的价值，“不令过低，亦不令过高”，并保留黄金自由市场供外国随时赎买货币汇兑基金，自由运出[8]140。需要指出的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虽然实行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多种反危机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有一个不同于当时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别之处：仍然尊重并保留私有制，且在不同限度内维持着市场调节经济资源的机制，而苏联则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推行以政府计划替代市场调节的基本经济政策。而从李铭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对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英国反危机政策及其成效赞不绝口，对德国保留私有制的法西斯集权统制经济政策及其成效也给予肯定，而对同时期在苏联推行并取得工业化显著成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却只字不提。这就与谷春帆、马寅初、何廉等民国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结合国情，吸收苏联计划经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德日法西斯统制经济等“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的调和折中态度[4]14形成了一定的对比，也说明他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和江浙财团的核心成员，似乎要比同时期也主张维护私有制和私营企业权益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具有更加鲜明的市场经济思想取向。换言之，李铭在中国遭遇世界经济危机侵袭的严峻形势下，固然很希望国民政府能够采取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来应对国内经济衰退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但是又不主张政府过度干预，从而破坏国内民营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私有产权和市场调节的根本制度保障。三、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开放经济。有市场经济思想取向的人一般都主张对外开放，而不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杜绝和国外的经济贸易及资金、技术交流与合作。在中国近代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要想回到鸦片战争之前闭关锁国的老路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痴人呓语。所以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在主张振兴民族工商业以抵御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同时，也主张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前提下开展对外经贸交往及合作，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李铭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不但主张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同西方列强开展经贸往来与合作，还对如何处理国内与海外华侨的经贸往来以及“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提出了颇具特色的观点、见解。首先，李铭主张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同西方列强开展经贸交往与合作，尤其强调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1932年，他在题为《回到繁荣之路》的演讲词中指出，要使中国“经济回复繁荣”，就离不开国际合作，而所谓国际合作，在消极方面就是“政治侵略的停止”。他强调说，中国人欢迎“和平互利的贸易和投资”，外国人“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得到和中国通商的利益”，否则一定两败俱伤，因为“一个已经有了五千年的文化和相当的国家思想，而人口数量达四万万五千万之巨的伟大民族，决计不是任何的武力所能征服的”。然后，他又话锋一转说，西方“列强在消极方面放弃侵略政策”是不够的，还要在积极方面将过剩的生产工具和工业原料“运到中国来投资”开发产业。因为这样既可使中国众多失业者得到工作，增加中国的购买力，又可让列强卖出商品，让其失业的熟练工人来中国做技术指导，从而缓和其经济恐慌。显然，这番论述体现了李铭要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西方列强开展经贸合作与往来的乐观愿望及期待。1946年4月，他在记者采访时又呼吁说：“应欢迎外国人合作，资金与技术均须合作。资金的合作较之技术合作犹为其次。企业端赖人才，我们必须请得外国的技术人才，并由此获得其最新的技术成就。在合作之中，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9]17这实质上是强调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与产业升级。其次，李铭秉持互助互利、和衷共济的理念对处理国内与海外华侨的经贸往来提出了独到观点。与海外华侨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是中国近代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一环，然而可能是国势倾颓久矣的缘故，近代国内人士大多习惯于向海外华侨寻求经济奥援，而很少想到当海外华侨遇到经济危难时是否也应当给予其援助。李铭作为著名的银行家，眼光与众不同。1932年秋，他在访问南洋目睹侨胞遭遇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困境后明确指出，国内也应帮助南洋华侨渡过经济危局。他认为华侨的经济奥援对中国极为重要，因为国内的外贸入超、灾荒赈济甚至抗日军事都在靠海外华侨汇寄巨款加以弥补和支援，所以国内经济要发展，理当与侨胞进行资本及人才合作。怎么合作呢？他以南洋华侨为例给出了三条办法：一是国内银行不要去南洋和华侨银行进行无谓竞争[10]12-13；二是资助华侨事业渡过难关；三是帮助南洋华侨推销橡胶等产品[11]17。在当时国内经济发展也愈益困难的情况下，这三条办法的后两条如果见诸实行必将引来一片质疑声。为此，他特地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国人每遭事变辄向华侨为将伯之呼，而于华侨目下之经济恐慌乃加以歧视，讵不矛盾？”。二是国内各界如能对暂遇难关的南洋华侨“加以一臂之助”，则将来华侨对祖国的回报就可能远超从前。三是国内银行家与其投资经营房地产及外国证券，不如改变眼光投资南洋华侨事业，“以收内外合作之功”[10]13。这实际上是主张按照内外一体、互助互利、和衷共济的原则来处理国内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经济之间的关系。再次，李铭还对如何处理“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提出了颇具特色的见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所以，中国在“二战”后盟国对日和约的缔结问题上具有理所当然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对该和约中涉及的日本赔偿与外贸问题也有理所当然的发言权和裁量权。李铭是坚定的爱国者，是以他在1947年曾撰文对事关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日本赔偿及外贸问题进行了具有经济民族主义立场的细致分析和讨论[12]1-7。他认为，中国应以“借日本赔偿以建设我国工业化之基础”为根本原则来处理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也就是说，要分三步行事：一是要制订工业建设计划，“就日本原有设备，要求陆续拆迁，其为日本原有设备所无者，亦可使日本制造以应我国之求”，而对日本“陈旧不合用之赔偿物资”则不予接受。二是即使《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应以货物履行赔偿之义务”，中国仍可援引历史先例对日本提出现金赔偿要求。三是中国应自主限定日本支付战争赔偿后所能保持的工业水准，而不能同意美国的“鲍莱计划”，因为该计划“系为美国利益计”而将日本工业水准保持在1930至1934年间，如此则战败的日本仍足以威胁中国安全。他还指出，对于将来终究会摆脱盟国管制而恢复开放的日本对外贸易，中国不能只靠保护贸易手段来加以消极抑制，而应当通过提高工业水准从根本上来与日本竞争。不言而喻，李铭讨论日本战后赔偿与外贸问题的主要着眼点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相对说来，他对于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无疑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他对于日本外贸问题的分析则隐含着自由贸易的思想倾向。四、李铭经济发展思想的主旨、特征及成因综上所述，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在民国中后期中国遭逢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等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和破坏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其主旨是希望借助一种始发于农业和轻工业的自然演化、循序渐进的工业化路径，依靠市场调节和民营企业为主导、政府干预和国营企业为补充的理想化的经济政策模式，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和繁荣，最终使得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家成功蜕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达国家。而对于在这一发展和蜕变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与技术瓶颈，则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来加以解决。如果联系民国中后期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向、经济制度、工业化路径等热点问题展开的学术研讨和争鸣[4]12-18来分析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则不难发现，它不啻是从一个著名银行家的视角为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某种耐人寻味的注脚。换言之，若从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起源角度来考察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和共性。具体说，就是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和民国时期主流经济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存在一些相同点，即都重视和强调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的基础地位及重要作用；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种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和民间经营相结合的理想主义的经济制度框架，以促使中国经济沿着工业化的预期路径向前迈进；都主张对外开放，通过利用外资来解决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的资金匮乏问题。同时，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也具有个人思虑的个性化特征，譬如他提出的工业化策略和路径具有循序渐进、自然演化的特点；他格外推崇市场经济及民营企业的作用，在对外经贸上则主张国内也要帮助海外华侨渡过经济危局，且力主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工业化需要向日本索要其必须支付的战争赔偿。李铭的经济发展思想之所以兼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和个人思虑的个性化特征，归根结底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这是因为李铭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对于近代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家的基本国情有着精准的认识和把握，迫切希望找到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来帮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从古老贫穷的东方农业大国顺利转型为独立富强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其次，这是由他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利益诉求决定的。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具有维护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制度的强烈意愿，而健全的银行制度则是市场经济孕育和发展的必然成果与体现，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与发展。正因为此，作为银行家的李铭在谈论经济发展问题时才流露出比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还要强烈的市场经济思想取向，才在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时依然强调只能采用国家适度干预的法治化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并对国民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侵夺私人财产和私营企业权益的行为提出批评。再次，这和李铭“处事和平，接人周到”的人格特质有内在关联。李铭的好友张嘉璈曾指出，李铭的人格特质之一是“处事和平，接人周到”[13]48。显然，具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人一般不会主张与民争利，而会要求藏富于民，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正因为具有这种人格特质，李铭才会提出具有循序渐进、自然演化特点的工业化策略和路径，才会格外推崇市场经济及民营企业的作用，才会主张国内也应当协助海外华侨渡过经济难关。另外，这也和李铭留学日本及赴欧美考察、生活的经历有关。李铭年轻时曾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学习之余还曾到横滨正金银行实习。这一留学和实习经历既使他掌握了近代银行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流程，又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工业文明有了初步认知。1934年，已成为上海银行界领袖的他曾赴欧美考察游历数月。1941年，受官方委托留守上海租界协助维持金融市场的他，又因生命安全受到日伪威胁而避居美国长达五年之久。这两段在欧美考察、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西方特别是英美两国的经济制度模式和工业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与感悟，也促使他提出了“三步走”的工业化策略及具有市场化和民营化思想取向的经济政策建议。参考文献：[1] 李馥荪.国际形势与中国出路[J].银行周报，1934（48）.[2] 罗敦伟.中国统制经济论[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3] 蔡志新.浙江近代经济思想史论：以绍兴为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 叶世昌，等.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5]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6]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 李馥荪.欧洲经济的现阶段——李馥荪谈考察感想[J].绸缪月刊，1934（3）.[8] 马寅初.通货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 杨培新.李馥荪先生访问记[J].银行通讯，1946（新6号）.[10] 李馥荪.南洋侨胞之现况与吾人应有之努力[J].银行周报，1932（46）.[11] 李馥荪.南洋旅行见闻[J].时兆月报，1933（2）.[12] 李馥荪.对日和约问题之管见[J].银行周报，1947（40）.[13] 姚崧龄.张公权与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结识及彼此合作经过[J].台湾传记文学，1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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